历史上湘绣业的全盛期

湘绣在国内的第一大主顾是清朝皇室贵族和官僚，第二大主顾便是一般地主富豪了。当时每年秋后来长沙采购堂彩、椅垫、帐帘、门帘等湘绣品德，以湘西一带的地主为最多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又加上了新兴的军阀官僚这一阶层。《实业部月刊》第二卷第六期《全国手工艺特产品调查》一文记载：“湘绣风行一时，厥在汤芗铭、张敬尧、吴佩孚等人在湘时代……张敬尧喜于旗上绣像，每届大操，以数十面绣旗列队而出;吴佩孚在湘，当其寿诞时，僚属贺仪十之八九皆为绣品。”某年张敬尧生日，他示意手下发动湖南各机关团体赠送“万民伞”，于是各绣庄日夜赶工，价钱也日升。有一次吴佩孚做寿，单是锦华丽绣庄一家，就承绣了48堂椅披、屏风。



　　湘绣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，生产和业务规模以很快的速度扩展。吴彩霞绣庄由一个小小的门面，十余年成为湘绣业的巨擎，资金积累到两万银圆，在直隶(今河北)等18个省份设有分庄或派驻庄客。梁玉霞绣庄也由一个小铺面，逐渐扩展到省外甚至国外，在上海、南京、汉口、天津四大城市都设有分庄。



　　1933-1937年间，国民党政府和它的经济获得暂时稳定，于是出现了湘绣业历史上的全盛时期。所谓全盛，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。首先是绣庄的增多。这几年中，新开设的绣庄有16家之多，而闭歇的仅有4家。长沙市的绣庄达40家，加上常德，衡阳的五家，全省共有绣庄达45家，其次，表现在绣工人数的增多，产品数量和产值的增长以及资本积累的增长。这一时期，长沙市及附近的绣工人数约为1.5万人，绣品的年产量增加到3万件以上，产值120余万年。行业的资本积累达50多万元。其中如广华绣庄，1917年开办时仅有资金2000两银子，到1933年增加到1万银圆，1937年增加到4万银圆。又如锦云绣馆，这是除本企业已积累6万余元外，还把大量的赢利向建筑业和绸布业投资，数额达13万余元。这一时期行业资金的积累，比前一阶段(1926年前)约大1—1.5倍。



　　湘绣绣艺较前也获得提高改进。在1935年杭州举办的“西湖博览会”上，湘绣获“唯一褒奖”的赞誉。《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》这样分析评价了湘绣绣品：“(长沙)中美一绣庄出品最多，亦。其中代表着，1、猛虎大幅挂额。稿甚佳，一虎闲伏于山坡，丰草小石，丛薄杂错，远记一岩，树做背景。天色斑斓，写出大自然之景象。所绣虎身毛衣柔顺，文采鲜活，活泼生动，威仪盎然。配光换色，不见针线之痕。其实远空云彩，尚是就地设色。大虫、大荒，方是满地绣成，非逼近细察不能辨也。2、双马中幅挂额。双骏马腾越于旷野间，作竞奔之状，提身在空，此种东的表现，以丹青描写，已不大易，而况出于千针万线，竟成一幅绣画?斯真可谓针绝。色、光、阵法，皆足与前叙之猛虎并论。”



　　促使湘绣销路扩展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市场需求的剧烈变化。这种变化，推动了湘绣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。除屏联、堂彩等大件和字画碑帖之类外，逐渐较多地生产被画、枕头、台布=椅垫和小孩围兜等实用绣品，适应了一般中产阶级和部分富裕农民的需要。从当时从事粗秀细绣两类绣作的绣工人数来看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变化。在1.5万多名绣工中，从事细绣的约8000多人，专绣粗品的约7000多人。因而当时报刊有这样的评价：“湘省刺绣，本极精巧，故有湘绣甲天下之美誉”。